本文借用邵雍的“左衽吟”为题，是要从文明存续发展的角度和高度来看待服饰史问题。世界上很多文明都曾遭受到严重甚至毁灭性的打击，中华文明也遭遇了五胡乱华、蒙元代宋、满清入关大屠杀及沿海迁界等半毁灭性打击，与人口毁灭、文明消亡这一更严重的后果相比，风俗、服饰的变异也就显得相对容易被接受甚至被维护，我们就能对左衽的存在表示理解了。

明朝之前中国北方地区经历金、元2个半世纪的野蛮统治，北方的百姓生活和文明发展受到反复催残，服饰也在屠刀和压迫之下大规模胡化。如金国禁止本族穿汉服，颁布剃发易服令：“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金天眷二年（1139）夏，令汉族官吏改女真装束：“命下日各髡发、左衽赴任。”

长期压迫使汉人服饰发生非正常胡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宋朝陈益道经滹沱光武庙“见塑像左衽”，中兴汉朝的刘秀竟被装扮成胡人模样，不禁感慨“早知为左衽，悔不听臧宫！”岳珂随军北伐至涟水，见军学宣圣殿“像设皆左衽，相顾浩叹”。

到明朝1488年，朝鲜官员崔溥漂流至中国，看到江南妇女穿左衽，通州以北才全部右衽：“（江南）妇女所服皆左衽。……自沧州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后皆右衽。”近百年后，朝鲜使臣赵濈所见：“女子则裹着胸背，中着短狭衣或襦衣，表着色段长衣，左右分衽，袖阔尺余。”并表达不解：“女子且有左衽者，岂齐鲁遗风有左衽之俗耶？怪哉怪哉！”显然这些正是金元野蛮统治的后遗症。

明初朱元璋颁布《大诰》就批评蒙元破坏华夏制度，明朝士人、官员也一以贯之地排斥左衽。正德十四年（1519），监察御史虞守随：“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有礼义之风、衣冠文物之美也。况我祖宗革胡元腥膻、左衽之陋，冠服、礼仪具有定式……”天启五年（1625），户科给事中周洪谟：“（熊廷弼）致祖宗疆土陷于腥膻，皇上黔黎变为左衽，凡为臣子谁不切齿？”天启六年（1626），明熹宗朱由校感慨：“沃野尽殁腥膻，衣冠化为左衽，……全辽尽陷，每一言念切齿痛心。”都表明左衽被视作异族入侵、国土沦丧的标志。

朝廷也不断下令改衣冠，从永乐八年（1410）到宣德七年（1432）到正统十三年（1448），官员不断上奏、政府不断下令改左衽为右衽，但并不顺利，此后至少60多年仍有孔子像左衽。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专设“左衽”一节并感叹：“屡奉明旨而未即改正。信乎夷狄之难革也！”

这是因为明朝首都在北方，受到王法约束更少的民间特别是南方的左衽更正过来需要更长时间。大约或至迟到嘉靖时期，孔子像左衽问题才基本纠正。

为什么汉人会穿左衽？要解释服饰左衽现象，笔者引入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概念。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是指受害者对犯罪者产生依赖和情感，甚至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亦可应用于社会或民族的群体——：当一个民族付出极大的牺牲代价仍然无法阻止暴力侵害和野蛮统治而被迫放弃抵抗后，生存下来的人们就只能选择适应、顺从，进而产生依赖、感激，甚至忠贞、协助，成为命运共同体。

笔者提出这一概念后，发现其他人也有类似观点：“实践证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获得者，既可以是一两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只要有施暴者与造就病征的四个条件共存，就会产生这种病，而且这种疾病的普遍性，高得令人吃惊。”2011年厉震林也提出类似概念。

可以说，蒙元代宋后对中华文化造成的一系列恶果，非常符合这一逻辑特征和发展趋势；并解释服饰左衽和乱伦收继婚等蛮族习俗流行的原因。